“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这句《岳阳楼记》的开端提到的庆历四年对于范仲淹来讲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庆历三年,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开始执行“庆历新政”,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意在限制冗官,提高效率,并藉以达到节省钱财的改革主张。
庆历四年,更定科举法。另外,还颁布减徭役、废并县、减役人等诏令。
这一年是“庆历新政”大刀阔斧改革的一年,然而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次年初也就是庆历五年,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新政彻底失败。
而《岳阳楼记》此文是范仲淹于庆历六年应好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请为重修岳阳楼而写的,此时的范仲淹已经被贬,贬放河南邓州,这篇文章便是写于邓州,政治上失意,所以此篇文章中有许多文字都是范仲淹的直抒胸臆。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揭示的是古仁人之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达的是自己的爱国爱民情怀。
《岳阳楼记》写于“庆历新政”失败之后,文章虽为重修岳阳楼所写,似简短通俗,本质却是虚实结合,意在言外,浓缩了范仲淹一生主要的思想与政见,文章超越了单纯写山水楼观的狭境,将自然界的晦明变化、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结合起来写,从而将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纵议政治理想方面,更是包含了范仲淹对新政失败的感叹,扩大了文章的境界。
那么“庆历新政”为什么会实行短短一年左右便以失败而告终呢,其原因大致有三:
第一:宋仁宗的立场不坚定。
虽然在新政实施的过程中利益集团冲突不断,各种矛盾不断升级,但是只要宋仁宗坚决支持改革,成功的几率还是很高的,然而宋仁宗在新政变法期间始终是虚以委蛇的态度,先是仓促提议改革,不给范仲淹等人充分的准备时间,在新政推行过程中,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新政实行了没几个月,仁宗凭着一些捕风捉影的朋党指控,就陆续罢免了几乎所有的改革派。
第二:新政触及了北宋的政治制度。
北宋的官员选拔制度根深蒂固,虽然其中有许多弊端,但是是多年来北宋朝堂正常运转的根基,新的政治制度触及到许多贵族官僚的利益,新政的实行又没有彻底根除之前的弊端,是很难从根本上长期实行的。
第三:新政实施过于仓促。
新政的实行没有详细周密的计划,开始的过于仓促,许多条款只是停留在概念层面,执行起来非常困难。比如“择官长”这一条,意在裁撤一大批庸官,但是裁撤之后的后续安置工作并没有明确的措施,这就很容易引起社会动荡。
范仲淹提出的新政虽然夭折了,但是范仲淹忧国忧民、悲欣交集的一生是非常令后人怀念的。